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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1章 南察风波(卅八)质变

第161章 南察风波(卅八)质变 (第1/2页)

仍如此前一般,高务实获悉辽北得胜比朝廷的官方渠道早了半日,他在当天傍晚得知消息,而官驿方面是在午夜时分把消息传送到京城。不过,由于报捷的消息不比紧急军情,所以报捷书被留在兵部衙门又躺了半宿,直到次日兵部官员们拆封,才算为朝廷所知。
  
  或许是朝廷这几年报捷有些多,辽北之战哪怕斩首一千六百余骑,也没怎么引起轰动,反而是随同而来的消息比报捷更加引人注目。
  
  随着报捷书送来的消息有两条半,一条是努尔哈赤与蒙古人有约定要入侵南关哈达部,并曾计划与图们会师;另一条是叶赫部深感大明关照之恩,正式派出了加贡使者,正往京师而来。
  
  第一条消息虽然让人恼怒,但说实话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事实上,在朝廷听说努尔哈赤要北上迎亲的时候,大家就都猜到其中的缘故了,现在罪证确凿也无非是给棺材板钉上钉子罢了,倒也不必震惊。
  
  第二条消息也是有前兆的,前几天曹簠就有上疏说这个事,而朝廷也同意了,现在叶赫的加贡使者“正式”启程,完全符合朝廷规定。至于叶赫方面希望在营口上船走海路来京,朝廷也“特批”允许。
  
  真正震撼的消息反倒是剩下的“半条”,曹簠在报捷书中提了几句,说他在夺回叶赫西城之后,于图们曾暂住的西城城主宅邸中发现图们未及带走的信件,从该信件中发现了某些蛛丝马迹,可能牵涉到有人向蒙古人提供火药,数量甚大。
  
  曹簠表示,因考虑到图们或有故意设计陷害忠良之意图,故他此次暂不呈上线索、证据,等调查一番之后,自己再上疏详禀。
  
  这半条消息对于朝廷衮衮诸公而言,远比前两条劲爆。
  
  首先曹簠既然敢提出这件事来,说明他手里肯定是有“线索”的;其次曹簠既然并不隐瞒,显然这件事的牵连对象既不会是他自己,也多半不是实学派一系的官员或者将领;最后曹簠这样半说不说的“打马虎眼”,比直接捅出来还让人心神不定。因为就算不是自己做的,万一是自己的盟友,甚至是自己举荐的官员做的呢?
  
  若是盟友做的,出于“江湖道义”,总是要伸出援手设法搭救一下;要是自己举荐的官员所为,那就更不妙了。早些年高拱改革吏部的时候,就曾经再三强调过一个准则,既被举者因事被罚,举荐者也需要负连带责任。
  
  因为这一缘故,很多官员尤其是地位较高一些的官员,都开始了暗中的“自查自纠”,回忆一下自己可曾举荐谁去辽东。
  
  当然,还有一些人寄希望于这件事并非当地官员、将领之所为,最好是某个当地豪强因为财迷心窍或者其他什么原因选择铤而走险,那就万事大吉了。所谓死道友不死贫道,但大明官员因为各种原因,道友和贫道之间有时候比较不好撇清,因此最好死一个不相干的人。
  
  但也有些聪明人,一看就知道事情不太妙,因此开始想起他办法了。
  
  申时行与王锡爵显然是聪明人,从当年的考试成绩来看,这两人简直聪明绝顶:同榜的状元和榜眼嘛。
  
  他们两人一看消息就知道,此事多半与李成梁有关,曹簠之所以欲说还休,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牵涉到李成梁,现在就等于牵涉到心学派,而且李成梁情况非常特殊,心学派只要还想着在三四年后的灭元大战中分一杯羹,不让实学派专美于前,那么李成梁几乎是必保不可的人物。
  
  申时行主动把王锡爵请到了他的值房,两人开始商议对策。
  
  在高务实涉足辽东之前,李成梁控制着辽东绝大部分私市,就算没有直接参与的,也都得给他输款,大抵相当于缴纳保护费了。
  
  而在高务实的势力进入辽东之后,这个局面稍有扭转,京华凭借强大的经济势力和贸易能力,在高务实主政辽东的短短时间里发展起来,控制了四处较大规模的私市和九处规模一般但也比较重要的私市。
  
  虽然从私市数量上来说,京华大概只有李成梁的一半,但从贸易额来说,双方几乎平分秋色。
  
  李成梁从独霸辽东私市到和京华打个五五开,心中的压力显然巨大。虽说京华的进入实际上是秉承一贯的“做大蛋糕”宗旨,提高的是整个辽东的贸易额,对于李成梁的“绝对收入”影响并不大,但李成梁毕竟做惯了地头蛇,如今忽然有条强龙过来,他能有什么反应非常难讲。
  
  明面上和京华硬碰硬并不太合算,李成梁作为一名武将也不是很有这样的胆量。他的后台靠山申时行虽然是首辅,但近年来对高务实也显得缺乏压制力,李成梁这样的聪明人当然不会拿鸡蛋去打石头。
  
  在这种情况下,“开发”一些新的赚钱门路,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王锡爵对申时行道:“朝廷不与察哈尔贸易甚久,然察哈尔当地果无我大明货品耶?非也,察哈尔历来可以弄到各种货品,元辅难道不知?”
  
  申时行只能报之以苦笑,这个情况他当然是知道的。
  
  隆庆四年,王崇古改任总督山西宣大军务,力主与俺答议和互市。在高拱、张居正等朝廷重臣的力主之下,隆庆五年,大明册封蒙古俺答汗为“顺义王”,同年开放通贡互市,张家口就成了最早对蒙古开埠的边塞贸易口岸。
  
  除了官市之外,王崇古还推动民间明蒙贸易,由此在明蒙议和的形势下,明朝与蒙古贸易规模越发庞大。“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
  
  由此产生的社会作用,不仅是给宣化、大同一带长期的和平环境,还出现了持续不断的人口回流——过去蒙古兵经常南下袭击,当地人都往外地跑,现在明蒙议和,不必再有兵祸之忧,边关马市的开放,又提供了做生意的机会,大家都往这里跑。
  
  但是由此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即土默特拥有和大明进行任何贸易的权力,包括用马匹、牛羊等物换取他们想要的任何品类商品。
  
  土默特现在几乎已经是大明的铁杆小弟,他们可以买卖大明的产品,这是毫无问题的,也是高务实之前就一直坚持的。可是,土默特与察哈尔之间关系虽然紧张,可毕竟同根同源,双方的“大汗”还都是成吉思汗的子孙,所以对峙归对峙,要想断绝联系其实并不可能。
  
  尤其是商贸方面的联系,更不是说断就能断的,哪怕把汉那吉下令,也必然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何况蒙古人之间要联系比大明还方便,他们之间的边境又没有多少明确分界,某些部落、将领之间悄悄交易,把汉那吉根本查都没法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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