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6章 狂澜巨浪 (第1/2页)

高务实的《税者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疏》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不是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一颗小石子，而是往海里扔下了一颗原子弹——它掀起的绝不是区区涟漪，而是惊世狂澜、滔天巨浪。
　　
　　我大明自太祖高皇帝起，一直就以轻徭薄赋、与民生息著称，怎么你高务实好的不学，偏要学那苛政猛如虎的前宋？
　　
　　前宋“苛政”有多出名？明人提起之时，常言其苛捐杂税十倍于汉、五倍于唐，以至于广泛出现“不举子”。
　　
　　举者，养也。不举子，就是不肯养育自己所出的子女。这么说或者太文雅了一些，不妨说得更直白一点：不举子也叫“生子不举”，即生了孩子不养育，把婴儿溺死或扔掉。
　　
　　宋朝的沉重税负是其出现广泛的杀婴现象、杀婴习俗的主要原因之一。
　　
　　按理说，类似于“不举子”这一类的现象，一般只会发生在极少数极端贫困的家庭之中，或发生在自然灾害和战争动乱的民不聊生时期。
　　
　　然而在“以富著称”的宋朝，即使是没有灾害与战争动乱的阶段，仍然出现广泛的“不举子”现象，甚至演变成一种社会习俗——杀婴习俗。
　　
　　苏轼在《与朱鄂州书一首》中说：荆湖北路，“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他被贬黄州，又见“黄州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出自《东坡志林》。
　　
　　可不是只有苏轼记载这些，朱熹的父亲朱松在《韦斋集·戒杀子文》也说，在江西婺源，民“多止育两子，过是不问男女，生辄投水盆中杀之。”
　　
　　然而要说杀溺幼婴风俗最盛之地，恐怕还属福建。朱松在福建为官，“闻闽人不喜多子，以杀为常……虽有法而不能胜。”王得臣的《麈史·风俗》则谓，在一般情况下，“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蓐，以器贮水，才产即溺之，谓之洗儿。”
　　
　　当时一些士大夫曾对此风加以严厉斥责，“东南不举子之俗伤绝人理”《宋史·范如圭传》，要求朝廷严刑禁止。官府确也采取过多种措施，企图加以制止，然而不举子风俗并不见好转，不仅禁而不止，甚至一些地方还愈演愈烈。
　　
　　类似情况的记载绝非零星散记，实在举不胜举，可见宋朝的税负已经重到让人连人伦大道都顾忌不得的地步了。其实别说道德规范不了，连严刑峻法都已遏制不住。
　　
　　朱元璋立国时便以绝前宋苛政为要，但高务实在疏文中依然毫不畏惧地拿宋朝举例并进行了对比，不是他活得不耐烦了，而是其中有些简单的数据就已经很能说明当下存在的问题。
　　
　　宋朝既然“生产力”不及大明，那么其真实财货的丰富程度自然也是不及大明的。可是，宋人即便是盛行“不举子”之风的地区，人们好歹也还是先有“二子一女”之后，这才开始杀婴，此事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苛捐杂税虽重，但三个孩子还是勉勉强强能够养活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宋朝收入近乎大明十倍，相当于税负也比大明也重了十倍，可是即便如此，贫民之家依然能养活三个孩子。那么，推而广之一看，大明的贫民之家岂不是能养活三十个孩子？这还叫贫民吗？这……是真的吗？
　　
　　以上推论肯定不是真实情况，且不必说其他，单说大明民间那许多以自宫而求为宦官的人，难道都是天上掉下来的倒霉蛋？
　　
　　自然不是，他们大多都是失地农民，本来就被盘剥得厉害，一旦出点什么天灾人祸，就只好行此下策。
　　
　　但这里面还是略有不同的，即在大明活不下去的人主要以农民为主，了不起加上一些卫所军户。而宋朝活不下去的人却几乎不分职业属性，除了朝廷官员、皇亲贵戚等极少数人之外，谁都有可能活不下去。
　　
　　如此回过头来一看，就会发现大明朝的商人、工匠等至少肯定比农民的处境要好得多，虽然他们的“理论社会地位”比农民还不如，但其实过得远比农民要好。
　　
　　这合理吗？显然不合理啊！
　　
　　如此，再加上高务实刻意渲染的“十倍论”，任谁来算这笔账都会觉得大明的这种“轻徭薄赋”，对农民而言似乎帮助并不算很大，反倒是对于工匠、商人而言那是太过分了——他们近乎没有税负了。
　　
　　如此说来，咱们也不必按照苛政猛如虎的前宋来征税，最起码我征它个前宋的十一十分之一，这总不为过吧？
　　
　　前宋的杂税加起来七千万贯，就算只征其十一，那也有七百万贯啊！
　　
　　好，就算咱们的税种没有前宋那么多，就再打个对折罢了，可那也是三百五十万贯啊！
　　
　　注：两朝的一贯都等于一两银子，但其一两银子的购买力，在宋朝和在明朝并不对等，甚至在明朝的不同时期也有不小的出入参考万历会计录。只是这就太复杂了，我要这么写的话估摸会写成财政史，没有必要。
　　
　　如果大明朝廷每年硬生生的增加三百五十万两银子的岁入，那意味着什么？几乎意味着连开藩禁这件事，都可以暂时不用考虑了！而现在开藩禁不可能遽然停止，则意味着……
　　
　　与“可能被加征商税”关系不大的官员们顿时兴奋起来，而十有八九可能要被加征商税所影响的官员，则出离的愤怒起来。
　　
　　别看高务实在《取用疏》中把朝廷用度问题特意指出，说要加强监管，但官员们清楚，你再如何加强监管，了不起也就是不好贪墨了。可至少，朝廷越有钱，就意味着控制这些钱的官员们越有权势，这总是颠补不破的道理。
　　
　　更何况，朝廷一旦有钱了，最起码不会再给我们折奉、欠奉了吧？说不定还能再加一些“津贴”呢！
　　
　　于是乎，一部分“不怕交商税”的官员就开始上疏支持高务实，而另一部分“怕死了交商税”的官员则开始强烈反对高务实。
　　
　　当然，世上总有理中客，不独后世键盘侠群体中不少，大明朝廷同样也有。于是也有一部分官员上疏呼吁，有的说推行商税“利弊参半”，有的说此事“成败难料”，有的说“兹事体大，不如缓行”，有的说“还需详细考究，再作计较”。
　　
　　总而言之，不是和稀泥，就是打太极。
　　
　　不过，这些理中客的屁话成不了主流，在实学派与心学派争锋相对的当下，还是只有这两派官员的态度最为紧要。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