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2章 相府夜会(上) (第1/2页)

高务实与刘馨纵论世界大事的同一时间，申时行的大学士府中也有客人到访。
　　
　　这客人不是别人，正是司礼监秉笔太监之一的张诚。
　　
　　申时行与张诚分宾主而坐，两人身旁的茶几上都摆着上品的香茗，明明茶香四溢，但却勾不起二人半分兴趣。
　　
　　“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不知过了多久，才由张诚打破了沉默：“元辅，老早之前咱家就说了，不要让高务实再打胜仗，你怎么就不听呢？现在倒好，又让他立下这么大一个功劳，甚至还有人从宫里放出风去，说皇爷要给他封爵……元辅，你就不着急吗？”
　　
　　申时行稍稍沉默，沉声道：“高求真战而胜之，是他自己的能耐，又非是因我倾力相助之故，谈何说我听与不听？”
　　
　　张诚叹了口气：“都到这个时候了，元辅还如此老神在在，实在令咱家佩服。只是元辅所言，咱家却有些想不明白——错非是元辅举荐，高务实此番何以能得旨领兵西征？”
　　
　　申时行强忍着不满，平静地道：“高务实西征，所领之兵不到四万，其所要面对的敌手却是如何？哱拜六万，火落赤五万，博硕克图虽是未尽全力，亦有四五万精锐，这三方相加至少超过十五万大军。
　　
　　我又在出征之前明里暗里说过，此战须得速战速决，多拖延一日都有可能导致图们趁机西犯，秉笔以为我这些伏笔的作用为何？不过是高求真一旦不能速定西北，这一条一条就都要化为他脖子上的绞索，让他战无不胜之神话就此破灭。如此，秉笔还要怪今日之事起源于此前我的推荐？”
　　
　　张诚思索片刻，道：“既然元辅并非有意纵容，那为何在高务实出兵之后没有做些事情，用以确保他不能完成这些任务？”
　　
　　“做些事情？”申时行语气稍冷：“我乃朝廷首辅，为了限制某一人而枉顾数万大军之成败，为了限制某一派而枉顾三省四镇之安危，此首辅之所当为耶？此祸首之所当为！”
　　
　　“哈？”张诚也冷笑出声：“数万大军之成败，三省四镇之安危，这些难道就都只能寄希望于高务实一人了？元辅，你当知道，这恰恰就是咱们所必须避免的情形——绝不能让皇爷认为天下兴颓决于此子一人！否则……内阁存之何益？”
　　
　　申时行眼皮跳了跳，深吸一口气：“内阁举贤任能、运筹帷幄，何谓存之无益？”
　　
　　张诚摆手道：“倘若只有高务实一人堪用，所谓举贤任能岂非笑话？至于运筹帷幄，咱家不知高务实此战得胜，是因为听了内阁哪条建议、哪道命令？”
　　
　　申时行一时语塞，半晌才道：“不论如何，此次西北之乱兹事体大，时行纵不便主动相助，至少也不能落井下石，为高务实设置障碍。”
　　
　　“呵呵，好一个心底无私天地宽，元辅之胸怀着实让人钦佩，只是……”张诚显然不是真要夸奖申时行，面带嘲讽地道：“只是如今高务实大功在身，甚至已让宫中有了封爵之意，倘若此事事成，将来元辅想要动他，那可就比如今难上百倍了。”
　　
　　张诚这话可不是无的放矢，众所周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在统治中都会将封官赐爵作为一个笼络人心的重要政治手段。爵位和官位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同，官职代表的是官员手中的实际权利，而爵位代表的是地位和待遇。根据规定，爵位往往超越官制，也就是高于一般的官位，大明所采取的勋爵制度也是如此。
　　
　　有明一朝的爵位制度已经相对程序化、制度化、法制化，明朝的封爵制度既有过去各朝的相同之处，又形成了很多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形成的原因和明朝独特的社会状况有极大的关联。
　　
　　比如说明朝时期封爵制度采取的是宗室封爵体制与功臣外戚体制两套体制。王和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度分离，这是明朝封爵制度区别于过去的重大特点。
　　
　　并且勋爵只有爵号和俸禄，不再有其他朝代的封地，不过皇帝将赐予“丹书铁券”来彰显功勋，以示皇恩。“丹书铁券”除了象征以外，还享有免罪特权。
　　
　　这两套体系之中的宗室封爵体系在洪武初期制定，制度中所设立的主要爵位是亲王、郡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等八等爵位。这些爵位，分封对象是皇亲贵族。
　　
　　不同的爵位，享有不同的俸禄，比如亲王每年的俸禄是五万石，后来被削减为一万石。但是这些皇亲贵族的俸禄，还是要远高于功臣外戚体制下封爵的官员。
　　
　　此外便是功臣外戚体制。明朝皇室为了笼络功臣外戚，又为了防止出现异姓王独大，威胁统治的局面，所以才将五等候制度设立在宗氏封爵体制之外。洪武三年六月颁布诏令，规定了五等侯的主要爵位和享有的俸禄多少。
　　
　　根据规定：正一品为国公、郡公，从一品为郡侯。正、从二品为郡伯等——这些爵位都没有封地，且不论功劳怎么算，有一点是确定的：无军功者不得分封。
　　
　　在俸禄方面，公爵的俸禄为两千五石到五千石，侯爵的主要俸禄一千石到一千五百石等。
　　
　　这些爵位分为两种，一种是终身制，也就是不可以传承，本人去世则爵位断绝，这一类被称为流爵；另一种便是可以世袭的，子子孙孙无穷尽也，而且不搞“推恩”，永远维持，这就是世爵，即通常所谓的“与国同休”。至于给封哪一种，毫无疑问也是依据军功大小而定。
　　
　　刚才提到大明朝的“丹书铁券”制度有其特殊性，这并非虚言，这个制度相较于过往的历朝历代的确不尽相同。
　　
　　洪武三年，朱元璋论功行赏，分公爵十人，侯爵二十人赐“丹书铁券”。在制度上规定“非军功社稷者不得封爵”。可是渐渐的出现了一些功臣，手持“丹书铁券”，作为借口破坏社会秩序的现象，再加上朱元璋晚年多疑，大肆屠杀功臣，于是封爵制度遭到破坏。
　　
　　永乐与嘉靖年间，两位皇帝对这一制度进行了修缮，但大体模式没有改变。明成祖朱棣在夺取政权之后，根据“靖难之变”论功行赏。但此时也出现了极个别不靠军功封爵的人，比如说处理了驸马之死，化解明成祖与宁国公主兄妹之仇的永新伯许成——当然这属于个例，并不具备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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